西周克商以后，积极总结和汲取殷商亡国的历史教训，不断加强政治意识反思，在政治制度建设与政治伦理构建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新思路、新做法，最终形成了以“封建制”“宗法制”和“礼乐等级制”为主要内容的“大地域”天下国家治理模式，塑造了辉煌的西周文明，堪称中国古代“大一统”政治的1.0版，成为中国早期国家迈向成熟阶段的重要标志。
在廉政建设方面，西周统治者特别注重突出强调“天命”与“明德”、“保民”之间的内在关联，提出了一系列廉政原则与廉政思想，强调“明德慎罚”和“保民”理念，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历史经验，对中国传统治理体系中的廉政与廉政思想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历史影响。但到了西周末期，因为在政治实践中破坏了原有的廉政原则，也留下了深刻的历史教训。
西周时期非常重视廉政制度的建设，并逐渐探索并形成了一套有效的制度
第一，通过册命制度，以明确君臣关系，确定王臣尽心为政的本分。西周时期的官员任命和诸侯分封，均有一个正式而隆重的册命仪式。册命之际，周王在宗庙前向南而立，受命的官员在其上级引导下入场，面向北。册命时，书命的史官把册命书交给王，周王让宣命的史官宣读，并把命书交与受命官员。册命仪式的背后，是周王与受命官员之间达成的政治契约。在册命中，周王要反复申命“勿废朕令”，官员和诸侯也表态要“万年永保臣天子”。这表明，在西周君臣关系的确立中，已有相关权利职责的要求，体现了廉政伦理的内在要求。
第二，设立专职监察部门。西周时期，有“准人”之官，负责司法和政务监察。而据《周礼·春官·小宰》，西周时期还“以官府之六叙正群吏：一曰以叙正其位，二曰以叙进其治，三曰以叙作其事，四曰以叙制其食，五曰以叙受其会，六曰以叙听其情”。这里说言的“官府六叙”，就包含着对于吏治考察的六个基本方面。此外，《小宰》还有“以听官府之六计弊群吏之治：一曰廉善，二曰廉能，三曰廉敬，四曰廉正，五曰廉法，六曰廉辨”的说法，进一步明确了考察官员的六条廉政标准：所谓“善”者，指的是业务专精熟练；所谓“能”者，指的是政令执行有才干；所谓“敬”者，强调的是不懈于位，恪尽职守，勉力工作；所谓“正”者，强调做事的方正不曲，坚持原则性；所谓“法”者，强调的是依法行事，守法不失；所谓“辨”者，强调的是处事分明，无有疑惑。唐人贾公彦认为：“此经六事，皆先言廉，后言善能之等，故知将廉为本。廉者，洁不滥浊也。”据此可知，周人对官员廉政行为的考核，已是包含德、能、勤、绩等多个方面的要求，突出廉洁从政的要求。
第三，注重对于民意的搜集和反馈。《史记·周本纪》有“故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曲，史献书，师箴，瞍赋，蒙诵，百工谏，庶人传语，近臣尽规，亲戚补察，瞽史教诲，耆艾修之，而后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天子听政，从公卿到普通贵族，甚至到庶人平民都要提出意见，这种民意的反馈制度，也是西周廉政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四，加强法律建设，对违法行为施以刑罚。《尚书·康诰》记载，周公列举了几类应严惩的大罪，其中提到的“元恶大憝”，首先是“不孝不友”，不守人伦；其次是不循用常法（“不率大戛”）；此外，还有造言惑众，不念王室，不用王令，危害君主，等等。《康诰》还强调，治民者如果不能教导自己家人，而他的内外官员威虐于民、放弃王命的，也要接受相应惩戒。据《周礼·小宰》记载，天子派出专职巡查人员，以木铎巡行天下，宣布法度，定期考核官吏业绩，对于其中有违法违禁行为者，则施以相应的刑罚。另据《周礼·春官·宰夫》记载，“岁终，则令群吏正岁会……正岁，则以法警戒群吏……书其能者与其良者，而以告于上。”也强调对官吏的警戒教育，确定优劣的制度性考核措施。
第五，任用贤臣，强调贤臣治国。《尚书》中有一篇《君奭》，记述周公与召公奭讨论如何辅佐成王。周公说道：上天赏赐中正平和的大臣，正是之前商代能长久保有国运的关键。如今我们记住这一点，就能够治理好我们新建的王朝。周公又举例说，文王获得天命，不仅因为他有“修和有夏”的能力，他还有诸如虢叔、闳夭、散宜生、泰颠、南宫括等等贤臣辅佐。他们奔走效力，引导文教，文王才能降明德给国人。这些贤臣秉持美德，了解天威，竭尽全力辅助文王。武王成功，也多亏有四位贤臣赞助。可知天命的维持，不是君主一人的责任，而是君臣上下的共同使命。如今成王年轻，正需要您与我一道齐心协力，共济时艰。此外，《尚书·顾命》记康王即位时发布诰命，其中提到，“熊罴之士，不二心之臣，保乂王家”，也是强调贤臣治国的重要性。
西周中后期，廉政伦理日渐败坏，廉政制度不断瓦解，为后世留下了值得沉痛反思的历史教训
西周政治，以文、武、周公时期为初创时代，对建立廉政制度多有强调；成康昭穆是其巩固和向外扩张时期，国力达到强势的顶峰；穆王之后，共、懿、孝、夷时期，王朝内部秩序开始出现不稳定的倾向。周懿王以后，王室内部矛盾加剧，王位继承出现了不正常的现象，懿王死后，其弟孝王立，表明周初确立的父死子继传统受到破坏。孝王嗣后，诸侯复立懿王太子为夷王，开启了诸侯集体干预王政的先河，意味着王室权威的进一步下降。
——西周中期以后，廉政秩序的破坏，首先表现在君臣关系的变异方面。
种种情况表明，西周中期以后，政治松弛的现象日渐突出，导致君臣关系变异，进而出现了破坏性的吏治改易现象。西周中期以后的君臣关系变异，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方面，西周时期，王室分封诸侯，以藩屏周，诸侯对天子有服从的义务。但西周晚期开始，随着分封出去的地方诸侯国势力的逐渐变强，周天子的权威却日渐衰萎。周夷王时候，就有诸侯不参加定期朝见。周天子与地方封国国君的关系，也逐渐紧张起来。如山东地区的齐国，本是西周分封在东方的重要据点之一，但由于齐国国君跟周王关系的紧张，其国君哀公被夷王烹杀。
另一方面，周王朝内部的周王与王臣关系，也出现了变异。在周代，天下所有的人民都应是周天子的臣民。《诗经》所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就是这个意思。周王册命诸侯和王朝官员，令其效忠王室，只有通过周王册命、与周王建立起直接的君臣关系的，才能代表周王实施管理和统治；地方诸侯和王朝官员，也仿照类似的册命仪式，令自己的臣属效忠于己，由此造成了西周君臣关系层叠架构的现象。一旦诸侯、王朝官员的忠诚度下降，王权君命就很难贯彻和执行下去。
西周早期的献簋，记毕公栌伯的家臣献，同时受到了来自周王和其主人毕公栌伯的赏赐，铭文中表达了对受到天子赏赐的感激之情：“枼（世）不忘献身在毕公家，受天子休”。但到了西周晚期，柞接受了周王“司五邑甸人事”册命，铭文中的致谢对象，却只有自己的上级“仲大师”了。许倬云先生认为，这种情况表明“柞担任的是王官，接受的是王命……柞作器‘对扬仲大师休’而不再‘对扬王休’，与铜器颂扬的文词惯例不合。这种受职公堂谢恩私门的情形，可能是王政陵夷，也可能是由于世官制已摇摇欲坠，任官的候选任必须有人保荐，有人赏识，有人考评；于是得官者对这位恩人感激涕零了。”作为王朝的官员，只知有恩主，不知有周王，正是西周君臣关系变异的写照。
——西周廉政秩序的破坏，还集中表现在王官的任命领域，愈来愈强调世官世禄，导致任人唯亲、权力集中于权臣的现象日渐普遍。
西周王权统治，非常依赖贵族家族的支持。有许多贵族家族，世代担任王官，这就是西周时期的“世官”现象。如西周时期的召公和召伯虎。此外，还有毛氏一族，武王时有毛叔，成王时有毛公，周穆王时毛班“作四方极”（班簋），宣王时毛公厝权倾一朝。金文中的毛伯、毛叔，也曾在王朝任职。总的来说，西周王朝政治中处于显要地位的贵族家族，早期有周、召、毕氏，中期有毛、井、虢叔氏，晚期则为毛、虢、荣、南宫、召氏等等。西周中期以后，随着世袭政治的权力固化，任人唯亲现象逐渐成为常态。不仅如此，西周晚期，出现了专权擅行的权臣。比如西周晚期的毛公，几乎执掌所有王朝事务以及王宫内务；还有番生，受命管理卿事寮、太史寮以及公族事务。
西周晚期，权力高度集中和垄断于权臣之手，也远远超过此前，由此进一步导致了王政的陵夷。有些职位较低、地位较卑的中下层王官，因其能够接近周王，就可以利用自己职司特殊性，谋取较高的政治地位或经济利益。比如原先处于内朝、地位较低的膳夫，原本是负责为周王做饭的厨师长，但因其与周王关系接近，靠近权力中心，逐渐拥有了较大的权力。西周晚期的膳夫克，颇得周王宠信，周王一次赏赐他舆服、钟鼓之外，还赐人、赐七处田地，从受赐内容的丰富程度看，在现存的西周晚期金文中已算非常少见。此外，周王还册命他出纳王命，使之具有了“钦差大臣”一般的权力。这些情况的出现，不仅导致了礼乐等级秩序的破坏，还会进一步滋生权力寻租现象，使一些人获利发迹。如金文记载，有一位负责为周王制作保管毛皮大衣的官员裘卫，就利用自己掌管朝觐用品的便利，从贵族矩伯手中换取了十多块田地，成为“突然发迹的人”。
——西周末年的政治危机，最为典型的事件，是厉王时期的“国人暴动”和幽王时期的褒姒之乱。
这两个事件的爆发，均与西周廉政伦理和廉政制度的破坏有密切关系。
周厉王原是夷王之子。夷王死后，厉王即位，“暴虐奢傲”（《史记·周本纪》），导致西周社会矛盾进一步激化。《国语·周语》记载，厉王任用荣夷公为卿士，荣夷公在聚敛财物方面很有一手，以“好专利”著称。大夫芮良夫进谏说，“匹夫专利，犹谓之盗，王而行之，其归鲜矣；荣公若用，周必败”。厉王不以为然，任凭荣夷公对国人进行勒索掠夺，引起了国人的强烈不满。芮良夫引用历史上夏桀、商纣不道招致丧家亡国的例子，规劝厉王，厉王置若罔闻。
周厉王对芮良夫的规谏，不以为意，依旧专宠荣夷公，使得人民怨声载道，“国人谤王”。召公规谏厉王：人民已不堪忍受了。厉王怒，“得卫巫，使监谤者，以告则杀之”。在如此恐怖气氛之下，国人人人自危，不敢说话，在路上见面，也只能用眼色打招呼。（《国语·周语》）。厉王得意地对召公说：“你看，现在没有人议论朝政了吧？”召公感叹说：“这只是在堵啊。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堵老百姓的嘴，比堵住河流还要可怕）；河流被壅塞，一旦决堤，会伤很多人；堵住老百姓的口，也是一样啊。就算一时有用，又能堵多久呢？”厉王刚愎自用，一意孤行，他的变本加厉的做法，最终引发了国人的暴动，厉王被流放，“出奔于彘”（今山西霍县东北），最后死于彘地。由此可见，放弃廉政伦理，放任官员以权谋私，会严重地威胁到统治所依靠的基础力量，乃至会发生根本性的治理危机。
周厉王死后，其子周宣王即位。宣王亲历国人暴动，对厉王的错误有所反思，他在政务上做了不少改进，使政局有所恢复，史称“宣王中兴”。但宣王的努力，依然无法阻止西周王权衰弱的总体趋势。宣王死后，其子幽王即位。幽王任用“佞巧善谀好利”的虢石父为卿士，“弃高明昭显而好谗慝暗昧”，有七个佞臣占据朝廷高位，随意征发赋税，导致民众哀怨。不仅如此，周幽王还偏好女色，宠幸褒姒，荒于政事，引起国人的不满。周幽王乱政，对西周建国时期的廉政伦理和廉政制度造成极大破坏，最终导致西方戎狄的侵入，周人被迫东迁，西周于是灭亡，其教训不可谓不沉痛。（作者黄爱梅系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