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263年，魏晋时期的著名思想家、音乐家、文学家、“竹林七贤”的精神领袖嵇康，写下了一封给儿子嵇绍的书信，后世整理嵇康著作的学者们将这封书信取名为《家诫》。
作为魏晋时期乃至中国历史上的名士，嵇康的人格、思想与行为一直为人津津乐道，尤其是其不为世俗所染的高风峻节一直为后世称颂。他为人率真，崇尚“越名教而任自然”的玄学思想，与其他六贤常常论理山谷、游心世外，而且“刚肠嫉恶，轻肆直言”（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最能表现嵇康为人卓绝气度、也最为后人敬仰的，是他因遭谗言所害而临刑时，从容地以古琴弹奏了一曲《广陵散》，在感叹了一声“此曲从此绝矣”之后，慨然而冷静地赴死。从这些可以看出，这是一个有着非凡价值观和明确是非观的士大夫，也是一个能够舍生取义、气节凛然的古君子。
按照《文心雕龙·诏策》关于“各贻家诫”的“顾命之作”“戒之用休”的定位，《家诫》作为嵇康与尚未成年的稚子之间的告别，应该是其言也真、其情也切，具有很深的教化作用。
《家诫》全文开篇即讲：“人无志，非人也。”《论语》记载孔子一生言语，曾有16次谈及“志”这个问题，但是最为人熟知的，莫过于“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在这里，孔子将“匹夫”与“将军”相对而言，意思是：即使再卑微的一个人，别人也不可强迫他放弃人生志向。但是到了嵇康这里，志向却成了“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也就是说“无志就不是人”，可以凸显嵇康把志向和理想看得高于一切的人生定位。接着，嵇康就从这个“志”出发，从“守志之盛”“秉志之隅”“未为有志”“方为有志”等四个主题、共六个部分娓娓道来，情真意切、不厌其详地道尽了自己对于“志”的独特而具体的人生感受，以此进行谆谆告诫。
《家诫》的第一部分就是谈如何从内心去坚守志向。嵇康首先从正面提出了“内守”的途径，即“用心”（用心去思考志向）、“量善”（衡量和选择良善的志向）、“守誓”（口与心誓、心口一致）、“准行”（按照法度去践行），从而推导出“若志之所之……守死无二，耻躬不逮，期于必济”（如果是心志所指向的……就要宁死也不改变，以自身不能达到为耻，以一定达成作为期望的目标）。接着，嵇康又具体分析了内心不能坚守的原因及结果，富有创见地提出了“二心交争”理论：一方面人被过多的情欲和羁绊所纠缠，在实现志向时有“去心”；另一方面，对于实现志向却又时时还怀有“就心”。这样去、就二心相互斗争，使人在两者之间徘徊，终而至于“只开花不结果”“勤而无获”或者“功亏一篑”。在阐明了这些道理之后，嵇康列举了申包胥、夷齐、柳下惠、苏武等人物作为正面典型，用他们在凄苦和艰险环境中的超人表现来说明内心的强大而坚韧及对于坚守志向的重要性。最后，嵇康以哲理性的语言做了总结，“故以无心守之，安而体之，若自然也，乃是守志之盛者也”，也就是说，一个人要把守志作为一种几乎已经体察不到的常心来对待，能够时时坚守、安然处之，让一切似乎都是自然而然，那么才是“守志之盛”即守志的最高境界。
《家诫》的第二部分是谈如何不受外部影响而秉持志向。嵇康连续用了两个“此秉志之一隅也”来进行叙述，秉者，持也，他以此强调排除外部干扰的“秉持”与专注内心的“坚守”两者之间的区别。“秉持志向”的第一个方面，是“立身当清远”，即“上远宜适之几，中绝常人淫辈之求，下全束修无玷之称”。也就是：从较高层面看，对官员要适度接触、保持距离，不要从他那里找便宜和便利；从中等层面看，对那些总是求人办事、要人帮忙、不停骚扰的人要能够进行杜绝；从最下的层面看，至少要保全自己潜心修养的名实。“秉持志向”的第二个方面，是“行事当坚执”，也就是不轻易改变实现志向的行为。当然，事先要自审，行事是否应该；事中要听取意见，看看别人说的有无道理，如果有道理就要立即接受和改正，而不要因羞愧去非难别人。
在《家诫》的第三部分，嵇康用反向思维，谈什么样的行为“未为有志”，也就是不算有志向的是哪些行为。他列举了两种突出的情形：第一种可以概括为“见义而不为”，也就是一个人可能因为“小气”，而在别人遇到困苦之时，可以救济、也应该救济而不去救济；第二种则是“少义而轻为”，就是一个人可能因为“小情”，而对待于他有求的人，尽管于道义有损害，却不忍心当面拒绝而轻易地、勉强地、甚至竭尽全力地去帮助人。这两种都不算有志者。
《家诫》的第四部分，虽然从主题上是说什么样的行为“方为有志”，但是实际上从这里开始，嵇康转向了新的话题，那就是君子所应该慎重注意的几个问题，我们可以概括地称之为“三慎”，第一慎——“慎言”。嵇康首先提出了“慎言”的重要性：“夫言语，君子之机。机动物应，则是非之形著矣，故不可不慎。”言语是君子做人的“关键”，这一论断在中国古代文人中是新颖、特别而大胆的；言语一出，如启动关键，无不响应，则不论言语真假，都成了是非显著的明证，这是在强调言语的重要性。接着，嵇康对于言语作了不厌其烦的四点强调：一是搞不清楚的不要说，这是“寡悔之道”（少些后悔的好办法）；二是东家长、西家短的琐碎背后议论不要说，这是“不义之举”；三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不要插嘴，这是“小是小非”，不如听着让对错自然显现；四是酒后胡言乱语的争执也不要参与，不如走开到一边自处。在明确上述“四不可”之后，嵇康也提出了“一可”的告诫，就是当事情到了形势所迫、伤害道义、实在非说不可的时候，就应该果断正确而且无所顾忌地去说，这样的人嵇康称之为“方为有志耳”。
顺着“三慎”的思路，在讲完“慎言”之后，《家诫》的第五部分就着重讲了“第二慎”——“慎交友”。嵇康首先确立了什么样的为可交之友，即除了“知旧”（指旧交）、“邻比”（指邻居），只有“庶几以上”（指贤人）的才可来往，这也就等于确立了“非贤勿交”的标准。接着，嵇康点明了与朋友相处之道：“不须作小小卑恭，当大谦裕；不须作小小廉耻，当全大让。”通过两个“小小”，嵇康强调朋友之间应该以谦让为本，但不要拘泥于小小的礼节和对错，而应该从大处着眼、从大义出发去相互支撑。他还列举了历史上的“让官”（牺牲前程让贤）、“让生”（牺牲生命救困）等情节和孔融等人物事迹作为正面示范来加以说明。接下来，嵇康又警告了三种交友的忌讳：一是不打听别人的隐私；二是不留听、不参与一些“小团体”“小帮派”的私议；三是不应和、不跟随别人对于友人的非议。
《家诫》的第六部分非常简短，嵇康一改整篇家书的细致文风，用相当粗略的口吻讲了“第三慎”——“慎酒”。嵇康是喜酒的，《世说新语》记载：“嵇叔夜（嵇康字）之为人也，岩岩若孤松之独立；其醉也，巍峨若玉山之将崩。”“竹林七贤”也大多喜酒，史书中有阮籍酒后驾车狂奔、刘伶喝醉不穿衣服等等记载，似乎喝酒最能展示“竹林七贤”肆意酣畅的风采。但即使如此，嵇康也没有格外宽容，而是给儿子订立了几条可行的原则：不要劝别人酒，要喝自己喝；别人劝自己酒，能喝则直接喝；感觉有醉意就要停，千万不可喝醉，搞得自己难堪。
通过以上对于嵇康《家诫》的通篇介绍，我们可以看出，整篇家书观点鲜明、善恶分明、崇信弃伪、重义轻利、立德慎言，以坦荡、自然的语气来阐述道理，陈言务去，明白直率，如行云流水，语气贯通，于亲切中见严谨，于智慧中明原则。（武庆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