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选自《为有牺牲多壮志》（湖南美术出版社出版）
在刚刚闭幕的十八届中央纪委七次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依靠文化自信坚定理想信念。领导干部要不忘初心、坚守正道，必须坚定文化自信。没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底蕴和滋养，信仰信念就难以深沉而执着。党员、干部要不断提升人文素养和精神境界，去庸俗、远低俗、不媚俗，做到修身慎行、怀德自重、清廉自守，永葆共产党人政治本色。
我们的革命文化，是我们党一代代先烈和英雄用理想和青春、用头颅和热血，在风雨苍茫中九死不悔、探索进步而谱就的真理，是共产党人深沉而执着的政治本色。
大道一以贯之
历史之光照亮我们前行的路。中华文化是人类有史以来唯一绵延不断的文明，我们所创造过的历史文化，正是我们民族命运共同体的自信渊源。历史文化，已经与我们的命运融为一体，写入我们的民族性格，成为我们灵魂最深处的文化基因。
朝乾夕惕、夙夜在公，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这样的字眼并非只是浮在纸面上的文字，而是由前赴后继的先贤与英烈用他们孜孜不倦的黾勉追求提纯淬炼出来的精神。《易经》云：“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
在中华民族的数千年历史上，所遭逢之困厄艰辛、挫折磨难，可谓难以计数。然而，上下五千年来，没有一次艰难遭逢，可以与近代中国的命运相比拟。近代中国所遭逢的，乃是“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非但在“实力”上打不过西方列强，而且面对飞扬跋扈的“西方文明”，古老的中华文明在“道理”上也陷入了理屈词穷。这是中华文明自周秦奠基成熟以来，从未遭遇过的全面挑战。
晚清发起的“洋务运动”，其实就是面对国运颓衰而进行的自救运动、自强运动。以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左宗棠等为代表的洋务派，在“师夷制夷”“中体西用”八个字的指导思想下引进西方军事装备、机器生产和科学技术，发起以图长治久安的“自强”、“求富”运动，然终究无补于将倾的封建大厦。李鸿章“一生风雨裱糊匠”，浩劫茫茫剩此身：“如一间破屋，由裱糊匠东补西贴，居然成一净室……即有小小风雨，打成几个窟窿，随时补葺，亦可支吾对付。乃必欲爽手扯破，又未预备何种修葺材料，何种改造方式，自然真相破露，不可收拾，但裱糊匠又何术能负其责？”
洋务派自认为可以支吾对付，所以反对维新派的变法，维新百日而殁。后来孙中山上书给李鸿章，他本以为办洋务而开明的李鸿章能够支持他的救国良策，但李鸿章“藉辞军务匆忙，拒绝延见”。晚清的有识之士如洋务派者，恰恰没有意识到晚清面对的不是小小风雨，而是由欧美坚船利炮裹挟蜂拥而来的海雨天风。
碧血横飞，浩气四塞，草木为之含悲，风云因而变色。自洋务、至维新，从包括舍生取义的六君子，再到中山先生等缔造民国、力倡共和，既有侠骨峥嵘，也有恩仇事涌，都是面对这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而做出的救亡图存之举，都在以生死肉身担当着家国大义，为人类求出路，为中华求生存。
披拂过历史的苍茫烟霭，我们看到前辈们用热血精魂照亮沉沉暗夜中的古大陆，播撒下火种。终于，烟雨迷蒙中，南湖上的一条游船，用烈烈红光照彻了茫茫九派。
1917至1923年间，在历史的激流中，俄国爆发了十月革命，中国则爆发了五四运动，诞生了中国共产党。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为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从此，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先驱们冒着枪林弹雨、面对沧海横流，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踏出了一条人间正道。
孟子说：五百年必有王者兴。社会主义五百年，浩浩荡荡，百转千回，正道沧桑。自马克思主义传入以来，中国共产党担起世界道义，勇著时代文章。中华文明的一炉真火，生生不息，靠的就是千百年来的勇锐担当，既薪火相传，又与时俱进。
东方已晓
时局扰攘，列强环伺，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在中国越来越大，不断引起进步之士的强烈向往，同时五四运动中工人阶级合力的强大，使得中国产生了一批早期的共产主义知识分子。陈独秀和李大钊是最早酝酿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的人。时人有诗云：北大红楼两巨人，纷传北李与南陈，孤松独秀如椽笔，日月双悬照古今。这时，毛泽东也来到北京，在李大钊的安排下，在北大图书馆工作，月薪8块银元。毛泽东逐步了解马克思的主要思想，在后来的革命生涯中，他成为了“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
为避迫害，1920年初，李大钊护送陈独秀从北京秘密转往上海。途中，李大钊和陈独秀商讨了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组织的问题。陈独秀到上海后，和《新青年》的编辑与撰稿人李汉俊、陈望道、沈雁冰等一并主张社会主义的人，积极联系，研讨马克思主义，酝酿建立共产党早期组织。
同年春，共产国际派来的维经斯基一行在北京和上海，向中国的先进分子介绍了十月革命的情况及苏俄的对华政策，介绍了共产国际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状况和经验。
1920年5月，上海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6月，陈独秀和李汉俊、俞秀松、施存统、陈公培等人经过开会商议，决定成立共产党组织，陈独秀担任书记。这是中国成立的第一个共产党组织。同年10月，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也在北京大学图书馆李大钊办公室正式成立。在李大钊和陈独秀等人的联络和推动下，各地的先进分子以及旅日、旅法华人中的先进分子，也相继建立了共产党早期组织。
1921年6月初，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代表尼克尔斯基先后抵达上海，推动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1921年7月中共一大召开。一大召开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从此，在中国出现了一个完全崭新的、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其行动指南的、统一的无产阶级政党，犹如一轮红日在东方冉冉升起，照亮了中国革命的前程。
正如李大钊所言：立在过去的世界上，寻出来的新世界，是真的，实的，脚踏实地可以达到的；那梦想将来所见的新世界，是虚的，假的，只有在“乌托邦”“无何有之乡”里可以描写的。过去一段的历史，恰如“时”在人生世界上建筑起来的一座高楼，里边一层一层地陈列着我们人类累代相传下来的家珍国宝。这一座高楼，只有生长成熟踏践实地的健足，才能拾级而升，把凡所经过的层级所陈的珍宝，一览无遗；然后上临绝顶，登楼四望，无限的将来的远景，不尽的人生的大观，才能眺望得比较清楚。在这种光景中，可以认识出来人生前进的大路。我们登这过去的崇楼登的愈高，愈能把未来人生的光景及其道路，认识得愈清。无限的未来世界，只有在过去的崇楼顶上，才能看得清楚；无限的过去的崇楼，只有老成练达踏实奋进的健足，才能登得上去。一切过去，都是供我们利用的材料。我们的将来，是我们凭借过去的材料现在的劳作创造出来的。这是现代史学给我们的科学的态度。这种科学的态度，造成我们脚踏实地的人生观。
疾风知劲草
1938年底，在一次会面时，蒋介石对吴玉章说：你是老同盟会、国民党的老前辈，还是回到国民党来吧。吴玉章回答：我加入共产党是相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深知只有共产主义才是社会发展的唯一正确道路，对于这一点，我是不动摇的，绝不会二三其德、毫无气节的！
吴玉章，与董必武、徐特立、谢觉哉、林伯渠一起被尊称为“延安五老”。吴玉章从参加同盟会到参加中国共产党，从参加孙中山先生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到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可谓阅尽风云、革命一生。
作为国民党的元老，吴玉章在面对种种困惑之后，毅然决然选择了信仰共产主义，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那年他已经46岁。用吴老自己的话说：“当时中国革命已走到山穷水尽的地步，革命实践的发展使我日益明确地感觉到旧民主主义道路走不通。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的发生给我启示了一个新的方向和新的途径。”46岁之前，吴玉章一直在一条崎岖不平的道路上摸索行进，从少年时代获悉中日甲午战争失败起，就为国家的忧患而焦虑奔走、寻寻觅觅。“我们在豺狼遍地的荒野中想寻找一条出路。许多我所敬仰的、熟悉的同志为此而献出了生命，但是直到五四运动以前，还没有找到一条光明出路。”吴玉章终于选择了马克思主义，“这个理论武器一经与中国工人运动结合，立即发挥出无坚不摧的伟大力量。在这个新的历史条件下，我才能够通过自己的具体历程完成个人思想上的革命转变，参加了共产党，从一个民主革命者变成了一个共产主义者。”
诚如吴玉章所言，许多同志为真的主义献出了生命。因为坚持真理，不仅需要勇气、更需要头颅与热血。李大钊先生，在狱中面对敌人的刑讯逼供，始终没有说一句有损党的荣誉的话，表现出一个共产党员的气节。据看守他的狱卒回忆：“执行官吏受上峰指使，以种种方法，‘诱导’先生，使其供出同党人之行止，先生至终不说，只道我李大钊是共产党……”张作霖派参谋长杨宇霆来劝降，李大钊慷慨陈词：大丈夫生于世间，宁可粗布以御寒，安步以当车，就是断头流血，也要保持民族的气节；决不能为了锦衣玉食，就去向卖国军阀讨残羹剩饭，做无耻的帮凶和奴才。同乡杨宇霆无言以对。在法庭上，李大钊穿灰布棉袍、俨然一副共产党员气概，当时报纸报道“自谓平素信仰共产主义，侃侃而谈，不愧为革命志士本色”。
正如瞿秋白就义时提笔写下的话：眼底云烟过尽时。李大钊、瞿秋白等先烈是勘破了生死关和名利关的，为革命而死，死得其所。鲁迅等营救瞿秋白未果。国民党当局密令：瞿匪秋白即在闽就地枪决，照相呈验。瞿秋白被押到长汀的中山公园，凉亭中摆有断头餐酒。瞿秋白慨然自若，自斟自饮，酒至一半，仰天而言：“人公余稍憩，为小快乐；夜间安睡，为大快乐；辞世长逝，为真快乐。”说完，慷慨就义。
“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历史真可谓轰轰烈烈，无数的英烈忠魂与日月齐光，前赴后继的死难者用鲜血染红了旗帜，一直高高飘扬。坚定的信仰，坚毅的意志，才会让人百炼成钢。我们从风雨如晦中走来，不断向着光明前进。历史不可以复制，但伟大的精神如江河永远在天地间流淌，有识之士、有志之士会从大江大河中掬起一捧水饮下，挺立起民族的脊梁。（刘同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