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选自连环画《为有牺牲多壮志》（湖南美术出版社出版）

革命，是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主线。可以说，革命文化是中国道路、中国理论和中国制度发展的深厚土壤，是中国社会发展中不可或缺的优秀基因。

诞生于世纪危局下的中国共产党，秉持坚定的理想信念，以挽救民族危亡为己任，在中国革命具体实践中，大力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创造出了带有鲜明中国烙印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文化，展现了“阐旧邦以辅新命”、复活民族最优秀文化因子的时代精神。

“我们革命不是为了发财！”

1935年的一天，江西某地昏暗的牢房里，几名国民党特务闯进来。他们面前的，是一位脸色苍白但目光坚毅的青年人。这几名国民党特务是来劝降的。他们带来了三样东西：江西省主席委任状、数量不菲的活动经费，以及一位年轻貌美的私人秘书。特务们等待着青年人的答复。只要他点点头，就会脱离困厄之苦，这三样东西也会立刻陪伴他的左右。

没有丝毫犹豫，青年人平静地说：“请你们走开，不要挡住我写材料的阳光。”

这个青年人就是方志敏，而他所说的“材料”，就是以敌人提供劝降的纸笔写的《可爱的中国》。

方志敏是在1935年初被捕入狱的。1934年11月初，任红10军团军政委员会主席的他，奉命率红军抗日先遣队北上，途中遭国民党军重兵围追堵截，于1935年1月在赣东北怀玉山区被俘。两个国民党士兵搜遍方志敏全身，除了一块怀表和一支自来水笔之外，一个铜板都没有搜出。在他们眼里，这么大的官怎么会没有钱？方志敏说：“我们不比你们当官的，个个都有钱。我们革命不是为了发财！”

在狱中，面对威逼利诱，方志敏坚贞不屈，大义凛然。敌人让他“写点文字”，意思是要他投降变节。但对于方志敏来说，革命信仰，比自己的生命更珍贵。他提笔写下：革命必能得最后的胜利，我愿意牺牲一切，贡献于苏维埃和革命。1935年8月6日，方志敏在江西南昌下沙窝英勇就义。

忠诚源自信仰。这一点，在方志敏入党那一刻就体现出来。“共产党员——这是一个极尊贵的名词，我加入了共产党，做了共产党员，我是如何的引以为荣啊！从此，我的一切，直至我的生命都交给党去了。”

“革命不怕死，怕死不革命。”千千万万革命者的抉择，不仅仅是身体上的追随，更是信仰的追随。

“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1928年，党的好战士夏明翰英勇就义，年仅28岁。然而，他的“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的精神信仰闪耀出革命文化之映天光芒。

赵一曼，1936年8月英勇就义，年仅31岁。在生命最后时刻，她向敌人要来纸笔，给儿子写下遗书：“宁儿啊！赶快成人，来安慰你地下的母亲！”

革命者的信仰如此坚定，是出自对社会发展规律的根本认识，是出自对初心的坚守。他们深信：“共产主义世界的系统，将代替资本主义世界的系统，而将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全人类，从痛苦死亡毁灭中拯救出来。全世界的光明，只有待共产主义的实现！”就如方志敏在《死！——共产主义的殉道者的记述》中写的那样：“敌人只能砍下我们的头颅，决不能动摇我们的信仰！因为我们信仰的主义，乃是宇宙的真理！为着共产主义牺牲，为着苏维埃流血，那是我们十分情愿的啊！”

信仰，凝聚了中国力量的向心力，成为我们战胜艰难险阻、不断创造奇迹的精神航灯和信念路标。信仰，值得用全部生命去追求。

“跟着走！”

长征是什么？是对艰难困苦的锻造，是人类历史上不屈追求信仰的远征，是近代以来富于阳刚进取精神的文化观的进一步延伸。长征使中华民族精神、思想文化形态跃上一个新台阶，使中华文明一度跌落历史谷底的局面从此改变。

邓小平的女儿邓榕曾经问过父亲一个问题：您是如何走过长征的？邓小平的回答只有三个字：跟着走！

“跟着走”，说来很容易，只要沿着既定目标一直走下去就行了；却也极难，因为选择“跟着走”，就意味着极大的牺牲。二万五千里征途，有的又岂止是二万五千个再选择。但每一个成员都义无反顾地走下去了。战士们不知道队伍最终要走向什么地方，也不知道还要走多长时间，但是坚信，中国共产党是领导穷苦百姓翻身闹革命的主心骨，相信他们是真心为天下百姓谋福祉的。这种信仰的力量战胜了对死亡的恐惧，所以要“跟着走”。

在红军内部，流传着这样一个口号：“不畏艰险，视死如归。”毛泽东说：“中国字‘归’，在这里不作通常的‘回来’‘再来’解。在中国历史上，‘归’的原始含义是‘回到原本状态’。因此，这个成语应该理解为：‘藐视一切困难和痛苦，像看待自己回到原本状态一样看待死亡。’”这是一种“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的优秀品质，也正是毛泽东所阐述的中华民族精神的精髓。

一部长征史，是为理想而无畏前进与牺牲的英雄史。在前进的路上，红军在战斗与非战斗减员的同时，又源源不断地补充着新的成员，从中可以看到红军受到民众真心欢迎的程度。经常是，队伍在到达一个新地点后，都有很多当地人报名参军。红军一般先问姓名、年龄、有无疾病和抽不抽鸦片。然后问：“为什么当红军？”回答几乎是一致的：“没吃没穿。”再问：“愿为天下穷人谋解放吗？”回答也是一致的。“没吃没穿”的现实主义，与“愿为天下穷人谋解放”的理想主义，就这样成为红军战士的入伍问答。

一部长征史，就是一部反映军民鱼水深情的历史。在湖南汝城县沙洲村，3名女红军借宿徐解秀老人家中，临走时，把自己仅有的一床被子剪下一半给老人留下了。老人说，什么是共产党？共产党就是自己有一条被子，也要剪下半条给老百姓的人。同人民风雨同舟、血脉相通、生死与共，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取得长征胜利的根本保证，也是我们战胜一切困难和风险的根本保证。

一部长征史，是跟着党走、跟着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走，为了心中的信仰，不忘初心、永不言悔的历史。长征的路上，有一位叫何福祥的女营长在部队转移时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之后没有人承认她是共产党员。但她仍然每月拿出5分钱作为党费积存着，45年如一日，直到上世纪80年代她才恢复党籍。在党组织找到她时，当年金戈铁马的女营长已变成了白发苍苍的老人。她对党组织没提任何要求，只是一次性补交了580元的党费。这几十年的党费，分明是一名共产党员坚定信仰的“见证书”，分明是一名共产党员用生命历程写给党组织的一份沉甸甸的“思想汇报”！

也许，若干年后，人们会说，20世纪上半期的中国革命是中国人救亡图存的又一部史诗。正是中国文化里某些因素激励着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的道路上创造了新的文化，创造了世间的辉煌。这种中国式的革命文化是中华民族历经五千年而不坠的精神支柱。

美国记者索尔兹伯里所著的《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一书中曾这样评价道：“长征可能有一点类似犹太人出埃及，有一点类似汉尼拔翻越阿尔卑斯，有一点类似拿破仑进军莫斯科。我也惊讶地发现它身上还有美国马车大队穿越群山和草原征服西部的影子。”“但没有任何比拟能恰如其分地形容长征。长征举世无双，迸发于其中的英雄主义火花燃起了拥有十多亿人口的民族的梦想，使中国沿着无人能够臆测的命运一路向前。”

1971年，英国学者迪克·威尔逊在世界上第一部研究长征的英文专著《1935年长征：中国共产主义生存斗争的史诗》中提出：长征是中国人民重要的精神财富，人类精神的典范，“长征已在各大洲成为一种象征，人类只要有决心和毅力，就能达到自己的目的。”

窑洞里的“革命虫”

中国共产党人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中，形成了高度的乐观主义精神。这种乐观主义，是百折不挠、能忍受磨难与困苦的革命乐观主义。毛泽东说：“我们可以藐视而且必须藐视人世遭逢的任何巨大的困难，把它们放在‘不在话下’的位置。这就是我们的乐观主义。”

抗战时期的延安，到处是这样的场景：在斗志昂扬的革命队伍中，每个成员的头发都是短短的，常常是摘下军帽，就露出光秃秃的头。剃光头是为了适应战争环境的需要，因为既无法洗理，又没有梳子，更怕长虱子。甚至连一些年轻的女战士，为了适应战争环境，没有任何顾忌，义无反顾地剃光了秀发，透露出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和经受考验的坚定决心。

从瑞金到延安，红军将士走了二万五千里，身上的虱子也陪送他们走了二万五千里。在那个物质贫乏、环境恶劣的革命年代，不管是共产党的干部，还是普通老百姓，都吃着同样的饭、睡着同样的窑洞、忍受着同样的身心煎熬。长征路上，毛泽东就把捉虱子同四渡赤水联系起来，完善自己的理论；延安窑洞里，共产党的高级干部一边干着按死几只虱子的小事，一边商讨着建设边区、抗击日寇的大事。很多人将虱子戏称为“革命虫”“抗战虫”。在他们眼中，干革命的人身上有虱子再正常不过。比起流血流汗的革命事业，虱子这点小事实在算不得什么。这样的小困难不能忍受，还干什么大事！

虱子本是害虫，但灭之不绝，最终不得不人与虫共存，并以“革命虫”的雅号冠名，看似奇怪的现象，实则是在艰苦环境下，革命者乐观主义的集中体现、精神世界的极大充实。“虱子被称为上帝的珍珠，而虱子满身则是圣洁之人不可或缺的标志。”当年很多知识青年历经层层关卡离开国统区，投奔心中的圣地延安，摆在面前的第一道试题就是虱子——这是对革命意志的考验，对投身革命精神的挑战。你是不是朴素，是不是跟群众打成一片，是不是还有小资产阶级思想，这些问题，虱子说了算。

关于延安的虱子，中国革命队伍里无论男女、无论知识分子还是工农干部，都不屑多谈及，正如著名记者赵超构在《延安一月》中写道：“扪虱开会的参议员，这是绝妙的新闻，但是这新闻并不足为延安人之耻。虱子是那边农家的‘好朋友’，生虱子的问题决不像我们这边看的那样羞辱。没有虱子的参议员，那才可怪呢！”反倒是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及其夫人作出详细的记录。对于他们来说，延安的虱子难以忍受，甚至让人感到恐惧。为此，他们将自己的所看所感记录下来。今天看来，这些历史资料毫无取笑之意，反而更平添了中国共产党人革命精神的高尚性，而这种高尚性在共产党人自己眼里，却又是那么不足为奇。这也正说明了艰苦奋斗、不屈不挠的革命精神已经固化为一种文化基因，深深地渗入共产党人的血液里。

信仰，是一个民族永远的灵魂，也是这个民族在革命道路上坚守初心的基石。在前进的道路上，为什么要这样做而不是那样做，为什么要坚持这样的价值而不是别的什么价值，为什么要坚持这样的目标而不是别的什么目标，其根源就在于民族的信仰。中国共产党把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共产主义的信仰作为自己的政治灵魂，作为精神上的“钙”，体现在政治文化上就是“为有牺牲多壮志”的革命理想。正是基于这样一种革命文化的品质，才使得中国共产党人经受“四大考验”，克服“四种危险”，始终保持蓬勃朝气、昂扬锐气、浩然正气。用革命文化塑魂，中国共产党人在“新的伟大革命”征程中，就会更有底气、更加自信。（李自强）